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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彩票投注2024-05-22 17:48

  

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三集《铁规矩硬杠杠》******

第三集 铁规矩硬杠杠

  【解说词】2022年10月25日,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鲜明宣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带头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坚定决心和鲜明立场。

  将时针拨回10年前,也是在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为加强作风建设立下规矩。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了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同时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字幕: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同期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的报告):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解说词】党的二十大对全党发出了“三个务必”的号召,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高度,对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对党员干部的精神状态、作风形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新时代推进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为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中央纪委办公厅印发了意见,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牢记“三个务必”,不断增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把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

  【解说词】中央八项规定不是只管五年、十年,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要求,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持续深化纠治“四风”,严字当头、一严到底,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震慑效应。

  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了,最后真正地是违法犯罪的事,就不把它当回事了,是非观念上逐渐地淡漠,这的确也是很惨痛的一个教训。

  【解说词】李金早,文化和旅游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20年7月接受审查调查。他违纪违法问题的一大特点,就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十分突出,追求所谓“生活品质”、贪图奢侈享乐,逐渐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

  董文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这个问题上,应该说他是比较典型的,像他接受宴请、收受礼品,高档礼品、贵重的物品,从量上面讲都比较突出。作风问题还要从小抓起,从小事从细节上抓起,一顿饭、一个小礼品都可能使你的防线松动、后退,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

  【解说词】李金早曾先后任桂林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他的蜕变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渐发生的。当上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后,李金早感到很多事都变得比过去“方便”了,特权思想、特权意识开始抬头。

  李金早: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中间,真正地珍惜党和人民给予我这个权力、给的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应该是比过去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这样才对,但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去办一个事儿,有的像是看个病,还有出个差,你到哪里有人接待等等,这都是一些方便,很容易冒出来就觉得是不是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顺带地更加方便,等等。

  【解说词】权力带来的“方便”让李金早深感享受,逐渐地在各方面都想找“方便”,甚至开始主动用权力换“方便”。

  董文彬:他妻子当时在当地的税务部门上班,上下班不方便跟他说,他就想办法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面包车给妻子开着,但是有一次别的人跟他开玩笑,你一个市领导爱人就开一个面包车,他一听这个话他也觉得没有面子,又跟商人老板借了一辆小轿车给妻子开着。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到后来他就必然要发展到收受巨额的钱款。

  【解说词】在桂林期间,对于商人老板宴请和他们逢年过节送上的礼品、礼金,李金早内心认为这是“小事小节”。在和商人老板的交往中,听到的是一片吹捧之声,这也让他感到陶醉,越来越热衷于出入酒局饭局。

  【解说词】工作地点转到南宁后,李金早继续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发改委主任、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不断提升,他对物质的欲望也进一步增长,陆续收受了大量黄金制品、手表、红木家具、砚台等贵重礼品,并开始收受大额钱款。

  董文彬:随着他个人逐步地腐化堕落,责任感也降低了,被腐蚀了,更多地考虑怎么去享受生活,胃口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满足于这些“小打小闹”。

  【解说词】李金早一方面物欲在膨胀,一方面则将纪法意识抛诸脑后。到自治区工作后,他在南宁分配了相应的政策性住房,按照规定,就应当退还在桂林原有的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一直违规占用不肯退还。到2011年,他调任商务部副部长,在北京又重新分配了政策性住房,但他却仍然继续违规占用南宁和桂林的两套房产。这自然引发了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中央纪委接到了相关问题反映,立即函询了李金早,要求他作出说明并依规腾退。然而李金早却仍然舍不得退房,反而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采用退钥匙不退房、交房本不交房的手段来掩人耳目,名退实不退。

  李金早:还是想是不是过了这阵风以后,是不是自己还可以用,还是自己的私心在作怪。

  【解说词】回过头看,如果在当年组织函询时,李金早能重视自身错误,反思纠正,或许就不会在违纪违法的邪路上越走越远。然而,他却没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李金早:本来组织上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是我当时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就像是一个医生提醒病人一样,你这个事情恐怕就是该注意,眼睛开始发红了,或者是鼻子开始有什么问题了,但是病人觉得这没什么,使得这个病菌逐渐在积聚,最后到质变了,等你发生大的时候就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这是忠告,也是我血的教训。

  【解说词】李金早非法收受财物的90%,发生在这次组织函询之后。在商务部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越来越多商人老板,看多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欲望进一步升级,犯下的错误也由此迅速升级。

  董文彬:他在南宁的时候住的房子是别墅,那么他到北京以后,他就想着自己在北京也弄一套别墅,但自己又没有钱,又买不起,怎么办?跟相应的老板去要。

  【解说词】2014年,李金早调任原国家旅游局局长、党组书记;机构改革之后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感到这是仕途最后一站了,开始利用权力和影响力大肆敛财,并为儿子经商办企业提供资金、人脉等各种帮助。

  董文彬:孩子自己在外面经商办企业,自己又没有钱怎么办?就靠老子。父亲就利用自己的面子,利用自己所谓的人脉资源,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帮他四处化缘。然后老板给钱,打到儿子的公司,让他去进行所谓的投资,“衙内腐败”在李金早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

  李金早:这个确实反思起来,我也是心里很痛苦的,既是耽误了儿子也是害了儿子,带坏了家风,也害了家属。

  【解说词】2018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调查另一起案件中,有一名涉案商人交代曾多次宴请李金早,并送给他金条等贵重物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随即对李金早进行了走读式谈话。

  董文彬:第一天他也承认了,交代了,也表示要把东西退出来,他回家以后经过考虑,反悔了,并且当天回家以后,他就和妻子一起,把家里所有的贵重物品打包转移。第二次来谈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否认了,他否认有这么个事儿,否认收金条。

  【解说词】李金早不甘心受到处分,也揣测自己更严重的问题并没有暴露,认为或许可以蒙混过关。于是,第二次谈话他就改口不认,还表示如果组织认定他收了,他只能去买金条来退缴。他甚至还自己导演了一出戏,安排妻子专门到一家商场去买金条,并让朋友陪同,以便有人“见证”。大费周章的目的,是想伪造“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虚假说辞。

  李金早:实际上人家给了,自己确实是收了的,当时我回想起来,如果说我真正地,认真地对这个党纪国法有敬畏,应该要举一反三了,我不仅没有举一反三,而且就指出来的问题都没有彻底地去纠正它。

  【解说词】那段时间,李金早出于恐惧,和商人老板的交往暂时收敛了,然而过了一阵,他看到组织没有再找他谈话,认为已经“过关”,又开始故态复萌,频繁出入高消费的豪华酒店或私人会所,和商人老板吃吃喝喝。尤其恶劣的是,2020年全国“两会”刚一闭幕,李金早就直奔一家五星级酒店赴宴吃喝。刚下会场,就上酒桌,堪称肆无忌惮。

  董文彬:参加的饭局,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比较高档的私人会所,或者高档的酒店里面。从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7月份他被立案调查期间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又接受了近100次的商人老板的宴请。

  【解说词】李金早严重误判了组织的态度和决心。他的问题线索并没有就此了结,他前后矛盾的表现反而引发了更多疑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他持续关注,陆续发现了更多问题,掌握了切实的证据,最终宣布对他立案审查调查。

  李金早:自己就有一种侥幸心理,回想起来确实也是教训深刻,没有按照八项规定(精神)来办,这个的确是很不应该,是很不应该的。

  【解说词】每一次警示提醒,对李金早其实都是一次悬崖勒马、减轻罪错的机会,但他却全都错失了。当问题发展到积重难返的程度,再后悔已经太迟。2022年4月,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李金早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550万余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画面:纪检监察机关明察暗访作风问题纪实】

  【解说词】新形势下,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盯住老问题、新情况,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露头就打、常抓不懈,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盯不放、久久为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的作风持续向好,促进党员干部更好担当作为。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敌,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必须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践行真抓实干、求真务实,一步一步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变成现实。

  【解说词】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大政方针,紧盯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问题,紧盯敷衍了事不作为、任性决策乱作为问题,紧盯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事业观走偏问题,紧盯加重基层负担、搞层层加码问题等,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持靶向纠治、一抓到底,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有力作风保障。

  【解说词】江西省吉水县的这座中国进士文化园,在当地群众眼中就是一个劳民伤财的项目,这座占地460亩的园林规模庞大、建设考究,但参观者却寥寥无几,巨额投资的结果是常年亏损。江西省委巡视组两次到吉水巡视时,都收到老百姓的相关反映,同时也收到了决策修建这一项目的县委书记袁守旺其它方面的问题反映,并移交省纪委监委进行了深入调查。

  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好大喜功,追求高大上,也是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

  【解说词】袁守旺,江西省吉水县委原书记,2021年4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16年,他由县长提拔为县委书记后,提出了修建中国进士文化园的计划,还要求要达到“中国之最、世界一流”,“百年不淘汰,十年不落后”,当时许多干部提出了不同意见。

  李长生(时任江西省吉水县县委常委):班子成员都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或者是不同的意见,认为这个项目投资比较大,当时县里面在民生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大班额”的问题,菜市场的问题,吃水难的问题,停车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摆在这里的民生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解说词】“大班额”就是当时吉水百姓最迫切盼望解决的一大难题。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标准班额是小学45人、初中50人,如果一个班超过56人就叫做“大班额”,超过66人则是“超大班额”,而当时吉水县校舍和教师资源不足,部分学校“超大班额”现象严重,全县“大班额”的班级超过460个,学生、家长、教师都深受困扰。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之前说实话是比较严重的,基本上是七八十人一个班,最高的班是达到九十人一个班,学生课桌已经坐都不好坐。家长意见也比较大,因为坐在后面的看又看不太清,听也听不太到。

  刘小冬(学生家长):怨气很重,我们在校门口接小孩,我们家长在一起也会议论,学校一个班这么多人,我们孩子怎么学习?

  【解说词】当时除了“大班额”问题,还有偏远乡镇饮水难、乡村卫生院改造、城区菜市场不足等问题,都是群众急难愁盼的焦点。而吉水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县,2017年才完成所有贫困村脱贫摘帽,当年财政收入仅10个亿,除掉硬性财政支出后,实际可用的寥寥无几。但袁守旺却不顾这些实际情况,也无视其他干部的意见,执意要高规格高标准打造进士园项目。

  袁守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投资我们哪怕勒紧裤带,一定要把它投资建设好,如果是在我手上做成了,甚至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一个百年历史的这么一个场所,就是留名于后代。留名留声的这种作怪的心态,名利思想。

  【解说词】在袁守旺“一言堂”之下,进士园项目于2017年10月动工。对于百姓来说,看着那边大兴土木搞进士园,里面博物馆、藏书楼、文庙、号舍、状元阁、状元街、状元府第、武状元考场一应俱全,这边却是自家孩子读书需要的教学基本条件迟迟得不到改善,自然非常反感。

  周明芳(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校长):建那个进士园等等,这个不是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读书、就医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老百姓议论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不拿这些钱来解决我小孩上学的问题。

  【解说词】而进士园项目由于不经充分论证就盲目上马,也不断带来种种尴尬。起初,园里规划有一座以“文曲星”为主题的巨型雕塑,做好后才发现,国家有规定严禁以传承文化、发展旅游、提升形象等名义盲目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大型雕塑,对雕塑尺寸有明确的上限规定,纯铜打造的“文曲星”因超标只能躺在仓库里无法使用,最终被熔掉回收,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浪费,已经建好的巨大雕像底座至今空置在园区里。

  罗来德(江西省吉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建成的部分是这个雕塑的底座,光这个底座整个范围,打造已经花了2700多万。上面的雕塑部分呢,它也2700多万,已经熔化掉了。挺尴尬的,有的时候游客进来了就会问,这是什么东西。

  【解说词】进士园项目最初计划投资3个多亿,然而兴建过程中又不断超出预算,最终总投资高达6.8个亿。2020年9月开园后,由于要买门票,本地百姓很多都一次没进去过。而来吉水的外地游客又不多,门票收入远远低于日常维护管理费用,常年亏损,广受诟病。

  余剑刚(江西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这种扭曲错误的政绩观、发展观出现之后,对老百姓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民生方面的支出就被挤占、挪用,影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祉和切身利益。2020年吉水县政府确立了十件民生实事,但在巡视回头看过程中,发现有六件没有完成。

  【解说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背后是能否坚守理想信念、能否坚持人民立场的问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民还是为己的问题。如果理想信念基础不牢,宗旨意识不坚定,就容易把握不住权力的双刃剑。

  袁守旺:和群众的观念也越来越远了,和群众的深入调查、深入基层也更少了,在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急难愁盼的事情了解得不多。

  【解说词】吉水县委办公楼里的这道铁门,可以说是袁守旺脱离群众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标志。他担任县委书记后,表示需要避免“闲杂人等”打扰,要求在自己办公室和楼道之间加装了这道铁门,门外设了值班岗,要见他必须先通报。被这道铁门隔开的东西,其实有很多。

  余剑刚:有些老百姓想反映一些情况,想见书记,包括一些干部想见袁守旺都很难,都要通过这种接待人员通报,批准之后才能见到他,一步步就离这个群众,干部群众越来越远。

  【解说词】袁守旺给自己起的微信名字叫“老表开心”,“老表”是江西方言对老乡的亲切称呼,他起这个名字,也是想要塑造一种亲民的形象。然而实际上,随着权力越来越大,他和“老表”们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袁守旺:愧对“老表”,我犯的错现在不但是没有给“老表”带来开心,而且给我们“老表”的利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解说词】江西省纪委监委从袁守旺的作风问题查起,随后发现他还存在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办事,非法收受4000多万元财物的行为。2021年9月,袁守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2年5月,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守旺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解说词】江西省把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下大力气整治发展理念偏差、政绩观扭曲、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对于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严肃查处、公开通报,督促全省各地举一反三,坚决杜绝因政绩观偏差、作风不实带来的发展隐患。

  【解说词】吉水县新一届领导班子认真落实纪检监察建议,对全县项目进行梳理,为避免产生新的浪费,对已建成的进士文化园等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引入文化公司进行运作,推动经营状况不断改善;对于不符合新发展理念、违背国家产业政策的十多个项目坚决拿下,节约财政资金11.1亿元,新建改建医院、菜市场、停车场,解决了一批老百姓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老百姓曾经反映强烈的“大班额”问题,通过新建多所学校也已得到妥善解决。

  罗梅兰(江西省吉水县文峰小学教师):化解“大班额”之后我们老师感觉上课轻松多了,课堂效率整体是一个大的提升,就是我们能够关注到每一个孩子。如果是人多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那么多孩子,我们肯定就很难找到每一个人他们不懂的地方。

  罗秀英(学生家长):就是说孩子关注度高了,心情好了以后,就是觉得孩子的成绩都会提高一些。因为孩子高兴了,我们做父母的也高兴。

  【解说词】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从严、一严到底,又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不断铲除不正之风这个滋生腐败的温床,不断提升正风肃纪反腐的综合治理效果。

  苏静(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研究室副主任):不正之风和腐败实际上是同根同源,它们是互为表里的。那我们从很多腐败案件也可以看到,很多案子都是由风及腐、风腐一体的。所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不正之风是会滋长腐败、而腐败又会助长催生不正之风,所以我们要健全风腐同查的工作机制,对风腐一体问题要深挖彻查,这样才能不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解说词】纪检监察机关落实党的二十大部署,精准把握当前作风问题与腐败交织的现实特点,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四风”、反腐败、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多管齐下,深挖细查腐败案件中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清除隐藏在各种酒局饭局、各种人情往来背后的利益勾兑、团团伙伙,斩断“四风”问题与“七个有之”交织勾连的利益链条,推动作风建设持续深化,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净化。

  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后悔的就是我法纪观念的淡薄,不应该出这种错误。完全是自己的原因,思想认识各方面都没有做到位。

  【解说词】张敬华,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曾任徐州市委副书记、市长,镇江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2021年12月接受审查调查。他的问题,始自贪图小便宜、始自同学圈朋友圈,呈现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的特征。

  黄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对张敬华来说,作风问题是早有苗头,他在外面吃吃喝喝,后来发展到对一些红包、购物卡、伴手礼来者不拒了。

  【解说词】党的十八大后,张敬华先后担任过镇江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身为一地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他也多次在大小会议上传达中央精神、提出相关要求,但却没有真正把这些要求记在心里,落实到自己身上。

  张敬华:中央对廉政建设要求非常高,不是不知道,知道,但是心里面就是没有紧起来。

  【解说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明确要求领导干部不能违规组织、参加同学会、校友会等活动,提醒领导干部要注意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张敬华却不以为然。2014年,他和一些大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开始定期聚会。在这种“同学会”上,职务最高的张敬华自然成为了众人的中心,甚至还有远在北京、江西等地的同学专门跑到江苏来参加聚会,一些人表面上是看重“同窗情谊”,实际看重的是张敬华的职权。张敬华后来涉嫌受贿的金额当中,很大一部分和大学同学相关。当商人老板以“同学”身份提出请托,当权钱交易披上一层“同学情”的外衣,张敬华接受起来似乎就更加坦然。

  黄涛:他也比较享受这种老同学排队敬酒,互相吹捧的这种感觉,商人老板就借机提出一些请托的事项,表面上是同学聚会,实际上是权钱交易的一个交易所。

  【解说词】领导干部的家风也是作风的重要表现,如果治家不严、家风不正,极易诱发腐败问题,这一点在张敬华身上也体现得非常典型。他的妻子和岳父向他提出,希望他帮助亲戚承揽工程项目,张敬华立马答应了,帮他们打招呼先后在徐州、镇江拿到了几个工程。

  【解说词】起初张敬华只是想给妻子家帮忙,然而,后来问题性质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两个亲戚挣到钱后,把一部分利益给了张敬华的妻子表示感谢,张敬华对此也完全知情。他并没有警惕拒绝,反而从中尝到了甜头。此后,他利用职务便利帮这两个亲戚参与了南京一些重大工程项目,从中也自然获得巨大利益。到这时候,这两个亲戚实质上已经成了张敬华的利益共同体和利益代言人。

  黄涛:家风不正,在他的贪腐过程中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敬华当官家里人挣钱,属于政商一体,名利双收,当时是风光无限。结果到头来,锒铛入狱,人财两空,成为了一个既没有管好自己,也没有带好家庭的这样一个典型。

  【解说词】不论是同学圈朋友圈的问题,还是家风问题,主要责任还是在领导干部自身。回头反思,张敬华也承认,关键还是由于自己内心一直存有贪欲。

  张敬华: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把这个钱财看得太重了,自己既想当官又想拿钱,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存在了很多。

  【解说词】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这样的心态,在张敬华处理家庭房产的问题上体现得尤其鲜明。他到南京任职后,短短几年里频繁买房卖房、倒房换房,先后涉及四处房产,每一套都通过违纪违规乃至违法手段获利颇丰。他先是动用职务影响力,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玄武公馆买下了一套房产;不久后,他又看中了斯亚花园的一处面积更大、位置更好的房产,授意相关部门找开发商“沟通”,提出希望对方低价出让,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他还提出希望直接用玄武公馆的房子来“置换”。开发商顾忌张敬华的职务身份,同意了这桩显然不公平的“置换”。张敬华实际相当于少付购房款近三百万,拿下了斯亚花园的房产。

  黄涛:首先人家不愿意卖,是一个强买的过程,买了以后又要低价,低价了以后还不够,还要置换,钱他都不愿意掏,我拿现有房子跟你换。反映出他的贪小便宜的思想,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公然动用自己的权力,还把多个部门都裹挟到其中,思想根源上就是私心作祟,贪占便宜。

  【解说词】山河水则是南京一处温泉别墅区,张敬华认为颇具升值空间,于是买来投资。他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远低于市场价的“优惠”;另一方面,买房资金则是找关系密切的老板来出。房屋升值后,张敬华再以高价卖出,一买一卖又获利数百万元,继而再将卖房所得投入海珀星晖花园购买了两套房产,进行新一轮投资。张敬华一直以学经济的专业干部自居,遗憾的是,他却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上,而是沉迷于算计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黄涛:不正之风和贪腐,其实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别人给他的大额的钱款,他要么不急于兑现,要么就是把钱变成房子、股票藏在别人名下,其实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慢慢地变化。

  【解说词】经查,张敬华累计收受财物数千万元。2022年5月,张敬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张敬华:从一个农村少年走到省级领导岗位,没有组织培养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是一句话,是自己的错,是我自己的错误,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

  【解说词】俗语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许多干部就是这样从“四风”问题开始,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最后铸成大错。因此,对“四风”问题、轻微腐败现象必须坚持露头就打、抓早抓小,防止由风变腐、小腐变大腐。

  曹书君(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级巡视员):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要把握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抓住普遍发生、反复出现的问题深化整治,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解说词】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推进自我革命必须紧紧扭住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发扬钉钉子精神改进作风,认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从严治党新成效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政治根基。

  【同期声】(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党,就是为人民办这些事的,看到人民生活好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有钱花了,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们医疗有保障了,我们就高兴。

  【解说词】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勇于自我革命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新的征程上,全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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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聋人观众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装在小框框里的世界

  电视屏幕左下角的手语框,是聋人观众看世界的渠道之一。

  自1984年,手语框第一次出现在新闻节目,截至2020年年底,有34个省级电视台、209个地市级电视台播放手语节目,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比赛也配有手语翻译。2012年国务院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如此阐述手语新闻节目的意义:保障聋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手语框的出现,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进步。但要在这个小方框里装下更多内容,还需要很多努力。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一项面向585位聋人的调研发现,“完全能看懂”电视手语新闻的聋人只有7.69%,大多数聋人能看懂的不到一半,甚至完全看不懂。

  有聋人看不清手语框,只好叫老婆陪在旁边,让老婆一边听新闻,一边打手语告诉他,电视里在讲什么。还有聋人表示,长时间盯着屏幕左下角的小方框,容易感觉疲倦。

  而对于全国2053万位聋人来说,这还不是他们唯一的遗憾。一个聋人描述,除夕夜,一家人聚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当家人被小品、相声节目逗得同时大笑时,只有他一个人看不懂,因为实时直播没有字幕,也没有手语翻译。

  第二天的重播配上了字幕——这位聋人有机会能看懂那些“包袱”了,但家人已经看过节目了。他感觉,那种欢聚一堂的氛围没有了。

  为什么看不懂手语新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是一位聋人,长期研究手语语言学。她认为,手语画面太小,会严重影响受众的可懂度。比如,用手语表达春夏秋冬,是要握起拳头,凸出的四指根部关节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季节,如果手语框太小,聋人很容易看不清指的是哪个关节,只能靠猜。

  “有的手语框只占到整个电视机屏幕的十分之一,这是不够的。”郑璇说,许多电视节目的手语翻译画面保留至手语传译员的胸线以上,但有些手语手势或低至腰部,或高过头顶。

  比如,广州市最通用的手语打法是双手掌心向上,在腰部两侧碰几下,超出了手语框画面。为了让观众能够看到完整的手势,手语传译员不得不缩小动作,造成变形。

  学会手语不仅是只会几个单词,要把手形、位置、方向、运动、表情、体态和口型整合起来,才能精准表达。

  广东一位聋人陈钢举例,用手语表达“开心”,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要表现一点点开心,可以用脸部浅浅的微笑,加上手部表达的“好”;要表示超开心,可以夸张一些——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脸部变化丰富,双手晃动,身体姿势摆动,像唱歌和跳舞一样。

  但看电视时,陈钢很难从手语传译员的面部表情上获取信息,也有聋人说,手语传译员的手势动作幅度太小,使得“咬字”不足够清晰。

  在电视台当新闻手语传译员的刘可研坦言,在电视屏幕前和私下聊天时打手语,人的状态肯定是不同的。在新闻节目,手语传译员应该与主持人风格相一致,需要端庄大方,表情不能过于夸张。但这会对手语表达有所限制。

  有聋人观众拿着国外新闻的视频给刘可研看——国外手语传译员的表情生动,肢体动作丰富。“观众希望我们的翻译能够和国际接轨。可中国人本身性格更内敛一些,不太容易像外国人那样外放。”刘可研说。

  郑璇说,在媒体、学校等公共场合,按有关规定要求使用通用手语,国家通用手语方案目前只有8000多个词语,仅能覆盖部分核心手势;而聋人之间的交流,习惯用的是社群里自发形成的手语。

  而且,几乎所有电视台都用听人(指听力健全的人——记者注)做手语传译员,但听人学习手语,习惯性地用“主谓宾”的汉语语序,而聋人打手语的语法是话题优先原则。“手语能力较差的听人翻译时会下意识用汉语语序打手语,逐词逐句打出来,这让聋人更看不懂了。”

  一位聋人举例,要表达“你会不会修电脑?”,聋人往往会打“电脑,修,会”,再带上疑问的表情。

  陈钢观察到,当新闻里的词汇还没出现通用打法时,手语传译员的翻译很容易出问题,比如,把“萌萌哒”打成“MMD”“神马”则会变成“神仙加马”。

  一些经常出现在新闻里的词也会给刘可研提出挑战,比如:供给侧、同比增长……如果想短时间翻译出来,还能跟上主持人的语速,她只能直译。

  过去3年,刘可研参与过70多场北京疫情发布会的手语翻译工作。有一次,她听到“以快制快”,这是生活中很少出现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聋人肯定看不懂,她想了一下,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为“用最快的方式控制疫情的发展”。

  这对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要求很高。陈钢回忆,早年出现“雾霾”天气时,新闻主播提醒市民出门要戴口罩防雾霾,但手语传译员只用了“雾”替代,在他看来就是仙气飘飘的普通白雾,起不了警示作用。

  好的手语新闻节目,要真正做到平视

  刘可研经常和聋人朋友交流,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手语新闻?

  回答集中在两点,手语框变大,手语传译员的翻译能看得懂。“聋人观众其实是很宽容的,他们这两点要求并不高。”刘可研说。

  她曾和电视台的栏目组沟通手语框变大的问题,对方也知道聋人对手语新闻的意见,但在具体操作上,电视台的台标位置、滚动字幕的位置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将手语框调大,会影响画面中其他要素的构成和位置。

  江苏师范大学的手语教师刘承承是一名聋人,长期研究电视节目手语播音员的语言使用和翻译技巧。他认为,栏目组应该对聋人语言和文化有一定认识,才能做聋人受众认可的节目。

  他举例,中国台湾有一档手语节目,手语主播、片头片尾由聋人或是手语熟练的听人出镜,节目的主要镜头对准聋人,不会“喧宾夺主”。

  有一次,这个节目的采访在海边进行,画面上出现文字提示“海浪声”,刘承承马上意识到,现场采访的人听到了海浪声,“节目充分考虑聋人精神世界和无障碍的需求。”

  韩国、日本等国家还建立了聋人视频网站,专门同步新闻翻译,创办接地气的手语娱乐节目。还有聋人说,希望由聋人直接出镜担任手语新闻的播报,而不是局限在小方框里。

  中国也有受到好评的手语新闻节目,南京栖霞电视台的《小芮说新闻》是其中之一。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是这档节目的创办人。她回忆,2014年,她听从栖霞区残联的推荐,选用两位手语优秀的聋校教师作为手语传译员,这两位聋校老师都是聋人,打的手语更贴近聋人观众的习惯。

  这一度加大了主创人员的制作难度:听人翻译手语时,可以一边听主持人的话,一边打,也可以看提词器的字幕打;但聋人只能看字幕打手语。

  主持人芮钟科回忆,最初磨合时,他和手语传译员都朝着对方的速度靠拢,他降低语速,手语传译员提高手速,经常要录制多遍,才能保证节奏卡点,后期剪辑师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没人愿意看一档声画不同步的节目。”编导王珍珍说,“要把手语当成配音、字幕一样对待。”她回忆,有时节奏对不上,手语传译员要尝试不同的手语表达来配合主持人;有时第一遍打错了,传译员要重新再打一遍,就像字幕里不能有错别字、语句不通。

  这也让《小芮说新闻》的制作时间要比其他节目更长。以往两天能制作完成的节目,在这里要花4天,有时主创人员还得配合手语传译员的时间。

  节目播出后,主创人员感受到聋人观众的热情,公众号后台还涌入居住在外国的聋人。《小芮说新闻》的主创人员还和20多个聋人一起踏青,参与国际聋人节的系列活动,还建了一个微信群。

  《小芮说新闻》在电视台播出的画面中,手语框大小不好调整,但在节目的网络版本里,手语框可以调为屏幕的四分之一。

  这个做法如今被部分媒体采纳:有的电视台把手语框调成正方形,约占屏幕六分之一,甚至一些发布会的网络版,会把手语框调大到屏幕的四分之一。一个聋人说,这些进步尊重聋人和听人有平等接受信息的权利,真正做到了平视。

  优秀的手语翻译太少了

  对电视台来说,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京栖霞区融媒体中心主任方玲说,选择手语传译员时,她更倾向于选择残联推荐的人,不用担心对方会在翻译时出现纰漏,误导公众。

  郑璇说,绝大多数电视台会从听力正常的聋校老师里挑选兼职的手语传译员,但近几年,聋校生源不断萎缩,缺乏专业的学习资源和培训机会,这影响了聋校老师的手语水平——学习手语翻译的人有一个共识,只有长期浸润在聋人环境里,与聋人保持接触,才能精进手语水平。

  郑璇研究发现,各级电视台的手语新闻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区县级电视台甚至有手语传译员还会穿米黄色、白色的衣服上镜,和双手的肤色混淆。

  但刘可研介绍,出镜正确的着装是,穿深色的衬衣,不能佩戴饰物和手表,不能化浓妆。郑璇说:“手语框里最重要的是那双手,从视觉上一定要把手凸显出来。”

  郑璇分析,这和当地特教学校的规模和办学质量有关。越小的地方聋人学生越少,县级电视台要找到合适的手语传译员更困难。

  找到手语翻译就够难了,要从中选优就更费工夫。

  不少受访者说,电视台里几乎没有懂手语的人,很难评价和监管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刘可研说,电视台里很多人一般不太懂手语,“聋人朋友选的翻译又不一定满足电视台的要求。”她介绍,一般手语传译员的薪酬相对固定,且与翻译质量没有直接关系。

  陈钢曾去英国交流,当地电视台的大多栏目都配备手语传译员,且经常换人。“在手语翻译服务上,中国和欧美国家相比至少落后几年。”

  曾任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的孟繁玲说,目前,我国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少,但电视台、高校、医院、法院等单位又需要手语翻译,这个专业的人才往往供不应求。

  与之相比,美国的手语教育体系完整,从学前到高中开设有选修课,开办手语教育或手语翻译专业的高校有几百所。澳大利亚中小学也开设手语选修课。

  “手语翻译人才的问题不解决,聋人其他的问题也很难解决。”孟繁玲说。

  懂得手语的律师唐帅多年处理与聋人有关的官司,此前接受采访时说,有司法机关询问聋哑的嫌疑人时,要通过外聘的手语翻译沟通,有几次,他在案件的同步录像上,发现手语翻译人员直接在摄像头底下向聋哑人敲诈勒索。

  而且,陈钢说,目前许多懂得手语的人会另外找本职工作,把手语翻译作为兼职——单纯当手语翻译不能保障生活来源,也没有相关政策扶持手语翻译人才的发展。因此,越到更边远的地方,手语翻译就更难找。

  新闻之于聋人的意义

  电视机里的手语框,曾被视为保障聋人权益的象征。生活在北京的聋人冯刚回忆,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手语框出现时,感觉惊喜、高兴。

  慢慢地,手语框出现的频率更多了。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电视手语新闻的意义:“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2012年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市级以上电视台应创造条件,每周至少播放一次配播手语的新闻节目。

  在刘承承看来,电视机那个手语框的存在非常重要。“看滚动字幕,眼睛要高度集中,容易累,清晰表达的手语传译员能让聋人的眼睛相对放松,且传达出文字难以表述的感情起伏。”

  但大多时候,聋人注视这个手语框的模样是狼狈的。

  曾任北京西城区聋协主席的刘丽娜多次向北京市残联、北京市聋协反馈“看不懂手语新闻”这个情况,对方也努力想协调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

  北京一位聋人说,2021年,他曾在北京残联的组织下,作为聋人代表,参与手语传译员的考核,从手形、动作、神态、翻译技巧多角度打分,考核的标准就是“聋人观众能看得明白,看得不累”。

  近30位特殊教育学校的听人老师参与了那次考核,每人轮流上台15分钟,跟着随机播放的新闻录音,一边听一边打手语。他回忆,最终,有7位手语老师通过了考核,残联推荐给了电视台后,不知道为什么,电视台还是坚持用了老班子。

  郑璇建议,可以组成专家委员会,挑选既熟练掌握手语,又懂手语理论的专家,聋听不限,由专家委员会来评价手语传译员的翻译水平。

  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一些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也说,他们曾通过各级残疾人联合会、各级聋人协会等多个途径反映过“手语新闻看不懂”的问题,但反映多次后,也没有看到改变。

  “我们能不能有能看懂的新闻节目,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精神生活?”刘丽娜问。

  郑璇说,听障者的最大心理问题是孤立感,而新闻资讯恰恰是聋人和外界连接的桥梁之一,能帮助聋人打破孤立感,寻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有的聋人长年坚持读书看报,喜欢在聚会上,用手语把报纸上的诈骗新闻分享给其他聋人。一位聋人说,他会在世界杯、奥运会、春节联欢晚会播放时准时打开电视收看——这样会让他感觉,自己真正参与了主流社会的活动。

  作为中国第一位语言学专业的聋人博士,郑璇有时在北师大开会时,也会有孤独的感觉:当同事开始七嘴八舌的时候,即便有助听器,她很难识别是谁在开口;当座位距离发言人太远的时候,她也很难通过助听器或读唇了解完整的信息。

  她说,许多聋人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当一群人说笑话,哄堂大笑时,聋人问“说什么”,听人说,“没什么,和你没关系。”

  陈钢有个好友参加会议,他询问旁边的同事会议内容,同事的回答简洁明了,“部门需要改革,要整顿办公室和人员。”

  “一句话就完事了?”聋人疑惑,那个会议明明开了很久。

  “其他和你没关系,只知道重点就可以了。”同事回答。

  聋人渴望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

  那种“和你没关系”的感觉,在短视频诞生以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

  那是当前聋人圈里获取信息最快速、最普遍的方式。还有部分聋人选择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教学手语、翻译新闻、诉说生活故事……一个备受欢迎的自媒体每天翻译当天一则重要的新闻,没有配字幕,只有手语,但每篇推文都有数万浏览量。

  2021年,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在调研电视手语新闻的可懂度时,也调查了聋人对网络自媒体视频的看法。超过六成聋人能“完全看懂”或“看懂大部分”自媒体上由聋人自发录制的手语视频。相比而言,参与调研的聋人更认可网络自媒体视频。

  许多聋人观众都说,由聋人自制的新闻小短片,易懂、便利、有贴近性。他们习惯了在好友群里转发、分享这些短视频,还可以和短视频的制作者在评论区互动。

  科技增加了聋人双向交流的机会。冯刚有些年纪较大的朋友,眼睛不好、文字也看不懂。当遇到麻烦时,这些朋友会通过视频聊天,打手语请冯刚帮忙。有时候,冯刚在家无聊了,也喜欢找聋人朋友用视频聊天,有时候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但冯刚也说,通过手机视频打手语,费劲也费时间,一旦信号不好、画面卡顿,就要把刚刚的手语重打一遍。

  越来越多科技公司投入无障碍的研究。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陈钢有了一种新的收看方式:电视机屏幕下会出现实时的无障碍字幕,为聋人翻译解说。

  电视机甚至出现了由AI代替手语传译员,为聋人翻译新闻,名为数字人。

  《小芮说新闻》如今改用了数字人的形式。芮钟科说,数字人的出现,大大降低了制作成本,原来4天的制作时间缩短为两天,主创人员只需要把文本录入电脑,就会自动生成数字人打的手语视频。

  方玲认为,虽然数字人不如真人有表现力,但是它不会改变意思,保证准确度。她计划可以把数字人推广到更多节目,比如相对轻松的娱乐节目。

  “翻译和科技拥抱是迟早的事”刘可研也说,科技的加盟既为手语翻译工作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也让手语翻译员有了新的挑战。

  郑璇调研发现,许多苦恼于找不到手语传译员的区县级电视台,如今购买了数字人的服务。她曾应邀指导某大厂的手语数字人研发,投入了许多精力、时间,但要让数字人跟上真人翻译的水平,还距离很远,“目前,数字人的发展还没有到足以成熟落地的程度,一些科技公司夸大宣传,片面推广,很容易造成聋人受众的排斥心理。”

  她观察,目前,数字人翻译新闻,有信息丢失、漏翻、动作变形扭曲、节奏怪异等问题。也有聋人比喻,数字人就像中英文翻译机,输入汉语却出来了中式英语。

  郑璇担心,电视台等媒体不懂手语,在科技公司蜂拥而上研发数字人的风潮之下,难以判断真实的产品质量,从而损害聋人朋友的利益。

  冯刚也说,当前数字人只是单向转达、告知聋人信息,“数字人能带聋人看病吗?”他认为,数字人很难实现双向沟通,能看懂聋人的手语并说出来。

  手语是美的、是活的

  和汉语、英语、法语一样,手语也是一门语言,它有语法,速度、节奏、韵律、停顿、语气、重音。

  孟繁玲看过出色的聋人演讲,台上的聋人利用表情、眼神、体态、面部表情、步伐,浑身都在说话,“如此美,且如此清晰”。

  冯刚也说,聋人喜欢用手语讲故事。青少年时,他们喜欢在聋校的讲台上,讲电影故事,成年后去福利单位上班,也喜欢利用午休时聚在一起聊天,用手语“说说”最近发生的社会现象。

  郑璇还曾用手语诵唐诗、说汉字、读论语,“手语是非常灵活的。”比如,用头朝下栽倒,那比喻了挫折、碰壁、失败;用拳头敲胳膊借代了疲劳,锤击脑门则借代了困难。

  而且,不同地方的手语略有差异,就像是“方言”,但当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聋人聊天,他们总能通过更丰富的肢体语言顺畅地沟通。同一个词,可以用不同的手势表达。手语甚至还有语种的差异,比如中国手语、美国手语、日本手语。

  但这门语言在中国还处于极其初步的阶段。孟繁玲培养了许多手语翻译专业的学生,发现社会对关于“聋人”和“手语”的知识缺少起码的认识。有学生刚刚入学就闹着要转学,“我有嘴为什么要学着用手说话”“ 看见聋人我害怕”。

  “大众关于聋的知识太少了。”她鼓励手语翻译专业学生一定要多和聋人接触,跟着聋人学习手语,不仅要打出聋人看得懂的手语,还要能看懂各地聋人使用的手语。”虽然这个要求对学生来说难度很大,但要成为服务聋人群体的合格的手语翻译员,必须要达到这一目标。”

  她曾去美国的学校参观,每个聋生上课时配备了一位手语翻译,且会考核翻译水平,“这样才能让知识传递给聋人,鼓励聋人发展”。

  她认为,提高手语地位,还能推动聋人高等教育的发展。

  2013年,江苏师范大学成立手语播音硕士点。正在读研究生的胡晓波是少数的聋人学生。他说,学院老师也想招更多聋人学生,但是至今能通过统招考试的聋人只有三位,本质原因是,大多聋人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最容易卡在英语上。

  陈钢认识一个英国家庭,五代人都是聋人,却出了10个博士、5个手语翻译,也有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这一度让他感觉羡慕、震撼。

  刘承承发现,当前,中国大多聋童的家长更愿意让孩子学习口语,而不是手语。但手语和口语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聋童学口语是为了能在主流社会里生存,但要毫无障碍、没有隔离感、平等的交流,比如多人聚餐,谈情说爱,只能用手语。

  刘可研还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老师。她观察到,有的聋生回到家,只能在房间里一个人待着,因为没有一个家人会手语,无法交流。许多聋生不爱看新闻,她上课时经常会借助一些时事,想丰富课堂内容,但常常没有什么效果——学生并不了解这些时事,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

  “新闻并不是看出来的。”刘可研说,听人要有一定的、综合的知识作为储备,才能看懂新闻;而聋生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都很薄弱,要想看懂新闻相对困难。这两年,她有时看新闻也会觉得,即便是她作为听人,要听懂、看懂一些专业性强的新闻,也有些难度。

  冯刚如今也开始用手语自制短视频,“想让社会了解聋人的文化和世界。聋人的声音要被听到,可以通过自媒体来做。”

  “聋人要发声,相比其他形式的残障更难。”郑璇说,聋人完成日常沟通就很不容易,要去演讲或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意见更难,而且聋人习惯直接简单的沟通,因此很难听出对方话里的潜台词、话中话。这让聋人很难发声呼吁,争取更多社会资源。

  “那个隐形的天花板就一直立在那里。”郑璇说,要真正实现无障碍,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晞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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